近些年，隨著整個物流鏈條最關鍵的一環——“最后100米”所呈現的諸多痛點：快遞延誤、快遞破損、丟件、信息泄露……智能快遞箱快速崛起，它成為快遞末端服務市場的一大亮點。國家郵政局統計顯示，截至2017年底，我國已建成智能快遞箱20.6萬組，通過其投遞的比率達到7%。較傳統的物流模式來說，智能快遞箱憑借時間配置靈活、時效性高以及私密性高等優點，獲得了市場和公眾的青睞。 

便利的同時，問題應運而生。對智能快遞箱企業來說，燒錢模式、惡性競爭、雜牌軍叢生……導致盈利困難。筆者了解到，時下的智能快遞箱有10余個品牌，多數企業處于嚴重虧損狀態。 

據中商產業研究院發布報告指出，2016年，我國智能快遞箱產量超過3.12萬組。單個快遞箱成本約5~6萬元，使用壽命約2~3年；每年向物業公司支付2000元左右的場地費。另外，還需要雇用一定數量的維護人員進行設備維修和上門處理客訴異常件問題。此外，快遞箱企業如沒有進行大量設點、增加快遞箱城市覆蓋面，也很難形成規模效應和市場占有率。 

其次，對于公眾來講，快遞箱的普及有利有弊。在沒有檢查驗收的情況下，如果出現任何質量問題或者丟失破損，造成公眾利益受損，責任應該由誰來負？萬一快遞的物品是毒品、行賄物品等非法物品，而并未當面簽收，那如何劃定這個責任呢？快遞箱企業、小區物業、快遞公司和消費者的4個責任主體責任的劃分也是較大的難題。 

筆者認為，監管部門應盡快出臺智能快遞箱建設管理相關標準，綜合考慮各方面意見建議，讓快遞箱更好地為廣大市民服務。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法律顧問、中國消費者協會副會長劉俊海律師表示，快遞箱確實是順應了廣大消費者消費需求，快遞箱要做好，就得興利除弊。明確法律屬性，要確保快遞箱的安全度，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加強人性化體驗、打造費用公平化、運用大數據智能化。問計于民、問需于民，做到民主決策、透明決策。制定相關法律標準。劉俊海說：“第一，必須本著一個消費者友好型的立法、監管理念來界定這個快遞箱的地位和作用。第二，快遞箱要兼顧各方利益，企業要細水長流，按照可持續發展模式。第三，要明確標準服務于權利義務的安排。快遞箱要滿足3個要求：安全保護快遞物品；有防盜功能，可靠性；有業主可識別性、可區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