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益凸顯的傳播新格局面前，主流媒體紛紛利用在線直播進行內容創新，“直播+”成為媒體融合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在剛剛過去的跨年節點里，不少媒體通過視頻號或攜手商業平臺等方式直播跨年，吸引了不少受眾。其中，“2022溫暖之夜”跨年晚會、“追光2022視頻號直播”活動頗為典型。“2022溫暖之夜”由人民日報客戶端與快手平臺共同打造，以一臺“沒有明星的晚會”主打“普通人陪你一起溫暖跨年”，觀看人次累計突破3190萬，點贊數超2388萬，彰顯主流媒體的“跨界”魅力。“追光2022”則由上海廣播電視臺融媒體中心聯合共青團中央宣傳部、微信平臺推出，以中國浙江舟山、寧波為起點，帶領觀眾行至歐洲冰島，呈現了全球60個城市新年的第一縷陽光，累計觀看人數超千萬，全網閱讀量超1.1億。

　　與已經頗為成熟的娛樂、電商直播不同，主流媒體“直播+”當前仍在“起飛”階段。但也應看到，擁抱互聯網的主流媒體“直播+”，普遍引入UGC（用戶生成內容）模式，并盡力彰顯強互動屬性，這難免在直播合規性方面帶來了新的法律風險。與此同時，“直播+”總體具有非營利性特點，法律敏感因素與商業類直播存在一定差異，無論傳媒界還是法律界對“直播+”的研究討論難稱充分，更難事先防范風險。

　　基于現有案例，筆者認為“直播+”目前可能面臨三項法律隱患，值得關注。

　　排除涉法涉訴風險

　　網紅達人的涉法涉訴風險排除問題首先值得注意。將主流媒體的品牌渠道資源與互聯網場域的人才創意優勢相結合，是“直播+”發展的必由路徑，這就是上文所述的UGC模式。但是，除傳統的版權風險、形象健康度等背景調查外，UGC下網紅達人的涉法涉訴風險往往被忽視。

　　坦率地說，在直播管理秩序日益完善的今天，有影響力的網紅多已完成了既往直播內容在價值與合法性方面的清理，“黑料”難尋。但是，如果藝人因生活、直播等問題卷入糾紛乃至訴訟，或因不履行生效判決、裁定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則往往成為“形象塌房”的實錘契機。不久之前，某知名平臺剛剛評選的一名“百大UP主”即因母親被質疑系“老賴”，不得不道歉退圈。

　　因此，“直播+”在準備階段，應通過協議方式明確網紅涉訴風險的如實告知義務，對因隱瞞欺詐等情形致使活動形象受損的，明文約定其違約責任。在審核時亦應對網紅進行基本背景調查。具體而言，應當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中國執行信息公開網檢索網紅本人及其直系近親屬的違法涉訴信息。對存在敗訴事實或雖未敗訴但被法院認定曾發布爭議性言論的，慎重選取。

　　保護人格權和個人信息

　　“直播+”在籌備和呈現中應特別注意人格權和個人信息保護問題。隨著信息流動性不斷增強，近年來網民對人格權的保護與反保護問題高度敏感。因意外入鏡，自感“社死”，這往往成為爭端源頭；而在部分糾紛場景中，搜索并集中公開他人信息的網絡暴力行為成為網絡痼疾。傳統上，我國侵權法律體系對公民權的保護，主要著眼于利用行為的“過錯”及“營利性”因素，對非營利乃至帶有公益成分的活動容忍度較高。

　　但也應注意到，《民法典》因應互聯網發展，在相關領域作了更為周詳的規定。哪怕是姓名、肖像等人格權益和公民信息的無過錯利用，如果因為網民過度關注造成生活安寧受損等損害后果的，當事方固然無須賠償、道歉，但依法可能被要求承擔刪除、屏蔽有關內容的法律責任。因此，哪怕是利用公民自行公布的公開信息，或在拍攝中不可避免涉及他人生活場景，為謹慎起見亦應取得權利人同意。

　　關注互動秩序問題

　　應特別關注“直播+”互動秩序問題。主流媒體的直播策劃尤其是“跨年直播”，通常聚焦正能量情感氛圍且有平臺協助審查留言，互動失范風險相對較小，但也不可對此過度自信。以往曾發生過網民敏感言論被刪除后，留言者以相關截圖發聲炒作，引發大量網民聚集跟風的負面案例。

　　因此，在策劃“直播+”活動時，除對輿情風險慎重把關外，可適當設置網民消極情緒的反饋渠道。如借鑒《民法典》侵權責任編關于“避風港原則”的規定，引導被刪除留言的網民至技術支持平臺反饋，將活動內容與吸納負面信息的反饋渠道切割。同時，投訴內容中確實存在侵權等風險嫌疑的，及時安排法律團隊與當事人取得聯系并處理。

　　總體而言，目前涉“直播+”糾紛尚不集中，相關法律研究仍不充足，典型風險有待進一步揭示。主流媒體在采取這一傳播形式時應提高合規審查標準，原則上可通過商業直播標準進行“超額”審核，而不可依賴經驗、麻痹大意。